廷政事堂也终于以书令的形式《告天兵道诸将官甲员敕》，表达出对河东问题的解决态度。

敕文中先是肯定、褒扬了天兵道此番抗拒突厥入侵的功勋，虽然这场仗本身打得实在是一言难尽，但十万大军滞留河东，总要给一个正面的评价与说法。

其次便是再次重申朝廷对突厥的态度，那就是绝不议和，凡持此调立言立事者，俱以叛国论罪！突厥默啜永不给赦，单于道诸羁縻州凡有抗拒交战事迹者，散阶递给一到三等，并各加归义将军号。

朝廷以兵部尚书姚元崇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再使新军掌总讨伐突厥贼寇事宜，原天兵道大军见敕即日归国，原诸军总管各领存抚使职，不再掌节征讨，除此前一战功勋之外，将能活卒者为功，卒能自活者为功。

同时，朝廷即日起运钱粮物料，沿汾水一线发给诸营，以供大军开拔行军之物耗。营士凡涉行百里，即积勋一转，积勋十二转即卸甲出军，免三年课役，并于原籍给田，宽乡给田一顷，窄乡给田五十亩。

诸军存抚使能活千员即给散一阶，三阶给荫一子，入补三府宿卫。

李潼从来也不畏惧、不回避杀戮，但也要看对象是谁。天兵道这十万大军虽然数量看起来很惊人，但实际的战斗力则就马马虎虎，一旦到了五月、关内大军完成集结，要解决掉这一威胁并不困难。

但那些军士们绝大多数都是去年才新编入户的民丁，并不是长久征战的老卒，也谈不上有多高的组织性与服从性，如果为了上层人物的权位纠纷便牺牲掉这些人众，李潼是真的舍不得。

过去这段时间，他在洛阳城中大肆清洗，都畿周边的田园产业也有大批收归官有。河洛并不同于其他境域，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官方屯垦，生民均田、各自立户对于都畿秩序与统治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

特别是随着关中地力负荷越来越大，已经很难再负担朝廷庞大的人事结构。虽然李潼也要在十月返回关中，完成祭祖并登基大典，但也并不会将朝廷完挪回长安。特别是未来朝廷的用事重心需要在河北，还不知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将河北重新平定下来，所以未来洛阳仍然会是圣驾驻跸的政治中心。

关中的漕运，李潼近年内并不打算深作改革，要将这一部分人力、物力节省下来，疏通与开发河北的漕运环境。

河北、辽东方面，他并不仅满足于消灭掉造反的契丹，绝不容许辽地因为契丹造反而遗留下一个渤海国，三韩故地也不再仅仅维持一个羁縻统治的状态，需要建立真正的编户统治。

这样的目标，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，眼下的政治中心格局自然也要长期保持。

垂拱、天授年间，朝廷虽然强迁几十万关中民众到河洛，但是由于后续的编户、授田等安置工作没有及时跟上，原本迁出的民众再次大量的流回关中。

此前行台与朝廷处于分裂状态，李潼对此自然乐见其成。可是随着他入主朝廷，壮大河洛之间的元气也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。

即便没有招抚河东大军的问题，大规模的编户均田也是誓在必行。现在两事并作一事，更加没有理由再任由河东那些军士们被裹挟作乱，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
而且眼下的时机也非常合适，一方面朝廷已经确立了一个靖国时期的运作规律，监国元嗣的政令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，几个大罪追惩、清洗了众多的官僚地主，朝廷得以重新掌握大批的生产资料。

另一方面，河东问题稍有不慎便会激化成为同室操戈的兵祸，此前朝臣们便普遍希望能够和平解决。监国元嗣做出这样的招抚指令，本身也是蕴含了浓厚的人伦情怀，极力避免与嗣相王李成器发生冲突、战争。

所以当这敕书颁布出来之后，本来颇为严肃沉重的朝情氛围反而变得缓和、融洽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