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是此前在王导死后的逆案，还是之前王敦两次作乱，元帝遭幽禁而死，其家逆乱之罪已经无可洗刷。

如今前事新翻，元帝那履极之前的六让七辞更像是一种被权门苦苦威逼强行架上，为的只是窃持君权、逞其私欲。而元帝最终落寞收场，也同样符合这一思路。

通过对琅琊王氏新一轮的批判，来继续削弱江东晋祚法统的庄严性，同样也是重要一步。之后又有刘隗、刁协等元帝亲信后人们涌出，控诉琅琊王氏幽禁君上、铲除异己种种劣迹。

那么之后崔卢等刘琨的旧部现身说法，讲述他们在北方如何的苦苦支撑、待援不得，自然也就有人背锅，而这种指摘，某种程度上而言，也真的不是污蔑。

时入九月，物议已经发酵到一个高峰，行台终于再次发声平息舆情，盛赞肃祖能够力破高门封禁，广纳南北英流，铺定一个坚实的基础，才能再造诸夏新生。

可是经过此前一系列的铺垫，不独中朝晋世被直接割离出了江东，就连中宗元帝都成了被高门把持的傀儡。晋世诸帝，唯一被行台标榜推崇的只剩下了一个先帝肃祖，还仅仅只是一个肇始之谋，最终仍是功成于梁王沈维周。

九月中，皇帝回归琅琊故国，祭拜先祖，之后登台诏告天下，请归命于天，以枝凌干是为夺嫡，客寄远乡是为失国，孤臣不救是为负义，幽居不朝是为绝众，如此诸种俱非人主姿态，宁守于故、不贪于大，绝不窃功忝享。

行台屡请封还诏令而不获允，梁王沈维周辍事十日，泣祭于龙门，相约群臣共尊肃祖，称以义主，推以北伐元功，立祀以飨。

如此，长达三个多月的典午归命正式落下帷幕。而诸夏之地也很罕见的，最高权力突然出现真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