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确定了同舟社今后建立政权的初级阶段仍是封建王朝，且这个“今后”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

但王朝鼎革，新旧之间必然要有鲜明的对比，不然如何发动百姓，赢得民心？

同舟社不能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最高理想，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初级阶段。

先确定大同社会封建阶段的基本轮廓，才能把众人统合到一个旗帜下，重新做到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

空中建不起楼阁，历史也只有在传承、扬弃与创新中方能不断前进。

在架构初级阶段的政权体系之前，必须对同舟社将接管基本盘之一的大宋，先做足够的解析。

关于这一点，后世有无数的研究成果，可供徐泽借鉴，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，甚至有很多研究成果还是相互矛盾的。

而处在时代之中的英杰们，比起后世之人来，认识要加直观复杂，也更加贴近实际。

但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即便让大宋定海神针蔡公相来回答，他也肯定不能回答得全。

徐泽其实根本没想那么复杂，他只抓核心问题，提纲挈领就足够了，手下这么多人才，总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行。

当前要优先考虑的，是在符合众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，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。

对！

前提必须是在“符合同舟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”，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。

哪怕徐泽一直在造同舟社自己的反，那也只能暗搓搓地搞。

不然的话，真以为别人提着脑袋跟你造反，就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有魅力？

明目张胆地造自己的反，可知道王莽是如何失败的？

回到大宋的问题上，赵氏立国之初，尤其是太宗即位后，为了稳定统治，向文官阶层让渡了很多权力，造成了“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假象。

柔弱好欺的赵祯在位期间，大宋文官也确实充分体会到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快乐。

但正是这个史书上大书特书“仁宗盛治”时期，帝国的问题愈发深重，窘迫到了赵祯死后几年，赵顼即位时，不变法都不行的程度。

也正是这个时期，西边的夏国也被玩蹦，李元昊称帝，还留下了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”的夏人笑谈。

赵祯驾崩后，臣子们非常爽快地给了其人“仁宗”的庙号，以鼓励赵氏子孙继续学习这位窝囊了一辈子的“好皇帝”。

可惜，其后相继即位的赵曙、赵顼、赵煦都极不好忽悠，当今官家赵佶更是玩弄权术的好手。

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政争，不知不觉间，大部分权力又集中到了天子手中。

看看公相蔡京这些年四起四落，表面再风光，还不是得为了皇帝鞠躬尽瘁，受尽骂名，更别论天子广造宫观和园林，却无人能制的权力任性。

受约束的君权软弱可欺，不受约束的君权肆意妄为，都不能让国家强大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。

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，有没有问题？

肯定有问题！

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，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。

相对而言，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，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，也更加稳定。

出路究竟在哪里？

徐泽的回答是“天下为公”。

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，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，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。

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，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。

徐泽明确解释“天下为公”是公共的共，而非公室的公后，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。

实际上，“天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