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使，诸使不能检查诸州，赋税制度非常混乱。百姓苦不堪言，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，也出现袁晁、方清、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，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。

于是。随着国家财计的日益拮据，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“两税法”进行改革。既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，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。由于分夏、秋两季征收，所以称为“两税法”。主要内容就是“量入为出”，既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，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；废除“租庸调”和一切杂捐、杂税，但丁额钱（人头税）不废；两税依户等纳钱，依田亩纳米粟；

虽然后世对两税法“制定预算”“九等分配”“按户纳税”的先进意义和理念，多有赞同和褒奖；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因为严重触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，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，即被迫多次下令改“以钱为额”的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，以回避物价波动的折色和缩水。

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，如“间架税”、“除陌钱”“青苗费”等等。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，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。

号称免除“租庸调”和一切杂捐、杂税的“两税法”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。但是根据两税法而制定和分派下来的定额税赋，却是只多不少而与日俱增的结果。沉重的苛捐杂税，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；

再加上中晚唐藩镇割据林立而征乱不止的缘故，朝廷只能将天下收取来的财赋分为三份，一曰上供（朝廷），二曰供军（镇），三曰留州；然而为了支取到足够的用度，这三方都毫无例外的对于赋税进行了层层加码和增扩；而作为基层经手的地方豪强大户和胥吏们，同样也要在其中牟利和自肥。

如此层层分摊加码下来，实际上把农民手中辛苦劳作的一切都夺走尚且不足，还要逼他们卖儿卖女来补足；于是真要彻底执行到到了地方根本不用什么灾荒之年，就是各种水深火热而竞相逃亡的恶性循环了。而且，等到负担最重的底层贫户平民都逃亡的差不多，就轮到了六等以上的殷实户倒霉了；等到六等?的殷实户也相继破产的七七八八，那些缺乏足够靠山和背景的中小地主，也就不得不要破家来全力供应了；

等到这些与寒门士子的家庭，也开始走投无路的加入到天下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大潮当中去，而导致发生从量变到着质的蜕变之后，这才意味着一个王朝的丧钟就此真正的敲响起来

所以这一切到了最后最大的受益者，则是那些与地方官府有勾结的豪强大户了；反正在无论如何朝廷都已经收不到多少赋税的情况下，他们依靠兼并田产和收拢卖身投靠的流亡人口为部曲奴婢，而在一波又一波的农民暴动中得以相互吞并壮大起来，而成为地方上越发具有影响力和私人武装的存在。也是将来夺取和窃据改朝换代过程当中，农民起义最终成果的潜在预备势力。

因此，目前义军能够留给地方农民的小半产出份额，已经足以让他们惊喜过望和感激涕零了；虽然这种感激只有较短的时效性，而会随着担心官军反攻倒算的不确定性，而逐渐消退干净。这时候周怀安又给义军留下了另一个法宝，相对于要等到夏天才能有所收获和践诺的税赋，这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迅速见到成效和反向的计划；

就是通过辎重大队抽取的人员和车马，所组成的几十只流动商贩小队，逐步深入到沿着道路分布的百多个市镇、乡村当中去，贩售米布油盐酒酱农具铁器等各种民生所需的基础物资，兼带采买当地相对廉价的藤、麻、陶、瓷、禽畜等特色土产，充当一个定期往来城乡之间互通有无，调剂市面供需的原始商业流通体系。

再加上之前义军所掌握的关市，等于是变相得将这些新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