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在1942年1月将凯泽-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控制权还给凯泽-威廉协会（Kaiser-Wilhelm Gesellechaft，KWG）。1942年7月，陆军军械处又将控制权让给了帝国研究委员会（Reichsforschungsrat，RFR）。但陆军军械处保留了戈托夫测试站，并在顾问库尔特·迪布纳的主持下继续研究，直到战争结束。从此之后，核能项目维持了‘对战争是重要的’的定位，并不断得到军方支助。尽管如此，当时研究项目的管理还是被分成了许多个领域——主要是铀和重水生产、铀同位素分离和核反应堆。

据说到1943年，德国已经拥有了大量放射性材料，可以设计投放系统了。1943年3月，德国为新型的V-2导弹设计了一个中央有效载荷舱，位于靠近尾部的位置，在袭击目标时，能尽可能远地将舱体抛出。这种导弹很可能就是装有神经毒剂或放射性废物的‘脏弹’。下一个设计在内容上更明显。1944年9月，德国为改进过的V-1导弹（称为D-1）制定了类似计划。D-1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了被称之为“罐装核废料容器”的全新弹头。这种新弹头安装了一个外置引爆器，这样就可以在爆炸时将其吹开，将核废料尽可能广地洒在目标区域。

脏弹是放射性物质在军事上最简单的应用，但是德国很可能在1943年末研制了一种更复杂的原子弹。那时，一个德国空军研究小组绘制了一张下曼哈顿地图，展示了一种武器的预计爆炸破坏范围，这和原子弹在15-17千吨当量内的爆炸相吻合，其威力和美国投放在广岛的‘小男孩’原子弹相近。这意味着，德国已经在计划用一种如梅塞施密特Me264或容克斯Ju390（1942年5月帝国元帅赫尔曼·戈林批准了美国轰炸机计划，这两种飞机作为计划的一部分，正在发展中）那样的超远程飞机来实施轰炸。

1942年12月，Me264进行了首次飞行，原型飞机Ju390 V1也在1943年10月进行了飞行。据容克飞机的前试飞员的航空日志记载，1943年11月，Ju390 V1被开到布拉格进行了一系列试验，包括空中加油设备和加油程序的测试。”——改摘自《第三帝国的化学武器和核武器（CHEMICAL AND NUCLEAR WEAPONS）》。

“这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沃纳·海森堡教授。”战地女郎丹妮尔想了想道：“传闻他是为数不多的反纳粹科学家。”

“传闻并不一定可信，丹妮尔。”拥有太多第一手材料的女记者道出一个历史隐秘：“1943年4月4日希特勒访问奥地利林茨时，沃纳·海森堡教授很可能是围绕希特勒的四位核科学家之一。他的小型核能反应堆当时应该在柏林。”

“根据沃纳·海森堡战后自我洗白的声明，德国核项目应该在1942年就大幅度放弃。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在1943年4月4日这天来这里。”战地女郎丹妮尔轻轻点头。

对纳粹率先造出原子弹的忧虑一直是盟军最大的心病。许多物理学家，尤其是逃离纳粹统治的那些，尤其忧心忡忡。毕竟，核裂变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，而海森堡和魏茨泽克等德国专家也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领导者。很多人判断，德国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可能领先有两年之多。海森堡深度参与德国的核武器研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早在两年前的1942年，因为实在是担心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，海森堡的两名前同事曾向盟军建议，趁他在当年年底苏黎世讲学之际实施绑架，或者至少当面讯问，“套出”一些有关德国核武器研制进展的信息。

1937年7月15日的党卫队周刊（Das Schwarze Korps）刊发了物理学家约翰尼斯·斯塔克（Johannes